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下称“博鳌”）期间，关税战和人工智能（AI）成为了最热的两大话题。
一方面，AI热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博鳌也首次在会场引入人型机器人并设置了四场与AI相关的分论坛。但在AI逐步落地过程中，AI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同样备受关注；另一方面，2025年以来，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频频挥舞关税“大棒”，一系列因素冲击着世界稳定和经济复苏。全球各国的嘉宾在博鳌上积极讨论如何应对全球贸易新格局。
3月25日，针对上述两大问题，经济观察报在博鳌现场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他表示，AI是一个巨大的泡沫，AI泡沫破裂是迟早的事。只不过，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不想让AI泡沫破裂，就必须持续制造焦虑，不顾后果地吹AI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就可能引发一场科技危机。
在宏观经济层面，他表示，相比于关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走势，更应该直面促就业面临挑战、房地产高空置率等短期问题。尤其是当下应该尽快疏通还债渠道，让经济运转起来。“应该认真研究、推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债务治理模式，即通过注资让三角债的还债转起来。推行这种模式需要我们具备当时政府部门的勇气。”
警惕AI泡沫
经济观察报：今年博鳌的一大热门话题是人工智能，AI将如何冲击就业？
姚洋：AI替代人工其实就是在制造焦虑。AI替代人工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替代掉大量工作，应该实地去考察AI落地后会产生的影响。比如我去调研时就了解到，玩具厂商们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用自动化设备去替代人工挑选塑料件的环节。广义上，这也是人工智能替代就业。
此外，不应该将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失业，归咎于AI替代。当下，企业使用AI替代劳动力的比例很少。相比于国内需求波动造成的失业问题，AI造成的就业替代简直就是“毛毛雨”。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AI热席卷全球的现象？
姚洋：当下AI被讨论的太多了，AI热很大程度上是被一批美国硅谷科技公司带着目的炒起来的，AI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英伟达的市值已经十分接近日本（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2025年GDP总量约为4.43万亿美元）一年的GDP总量，这正常吗？一个公司再伟大，也无法与1.2亿人创造的生产总值相比，AI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只不过，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不想让AI泡沫破裂，就必须持续制造焦虑，不顾后果地吹AI泡沫。
经济观察报：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会是科技危机吗？
姚洋：肯定是科技危机，AI泡沫破裂是迟早的事。DeepSeek的出现戳了一下AI泡沫，但最终又缓过来了。
接下来，AI泡沫破裂的契机，可能源于中国某一项科技突破。例如中国制造出光子芯片或光电融合芯片。我从企业端获取的信息是，光子芯片或光电融合芯片的技术突破可能需要2—5年，或者更长时间。一旦技术取得突破，美国硅谷科技公司的市值崩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经济观察报：政府部门应该如何看待AI热？
姚洋：政府部门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提振国内需求。我担心AI热会让政府部门忽视短期问题，导致经济复苏面临更多挑战。如果短期内都活不下去，谈论长期就没有意义。
关税战冲击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了博鳌的“关税冲击下的全球贸易新格局”分论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观点？
姚洋：论坛上，大家普遍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对全球贸易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大家认为，国家之间互相加征关税，关税效果被互相抵消。
其次，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对国内消费关注有限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对此委婉地提出了一些担忧。
针对全球贸易框架发展趋势，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需要保留多边体制，但美国原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则委婉地提出，现有的多边规则已经不适用，解决办法应该是中美坐下来沟通、协调。
我个人认为，虽然全球化并没有结束，但WTO等多边机构已经基本处于停摆状态。例如以前针对贸易冲突，大家都是在WTO框架下进行谈判，最后根据WTO规则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现在这种机制已经没办法发挥作用。
经济观察报：分论坛上你向古铁雷斯提了两个问题，但他似乎在有意回避提问？
姚洋：分论坛开始前，我就和他进行了沟通交流，当时他提及可以回答“为何不同意强化多边机制”的提问。但在论坛上，其他嘉宾都在讨论多边机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是少数派，他可能因此不愿意多表达观点。
我其实还想询问现场嘉宾关于G2（中美两国集团）的看法，只是因为分论坛时间有限未能成行。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G2，我们不能用鸵鸟心态去回避这个问题。私下沟通时，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原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评价说“现在全世界的问题都在围绕着中美两国展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应该坐下来谈论一些规则性内容。我们不要害怕制定规则，现在美国在破坏规则，世界也已经足够混乱，中国应该借此建立规则，实现有规则的竞争，进而在国际上争取交更多朋友。
经济观察报：论坛上，欧盟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为何提出要积极推动多边机制发挥作用？
姚洋：现在美国的想法是，多边机制对他没有意义。即使去推进多边机制，美国也想改造多边机制现有的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WTO在贸易领域基本已处于停摆状态，世界贸易可以说又重新回到了“丛林时代”。只是欧洲自身难以抗衡关税战，因此他们希望多边机制发挥作用。
“房间里的两头大象”
经济观察报：2026年GDP增速目标调整至4.5%—5%，你如何看待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速？
姚洋：我认为谈论中长期目标没有意义，我现在是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者”。没有当下，哪有未来？人都是活在当下，讨论长期问题与普通人有何关系？
我们必须直面促就业面临挑战、房地产高空置率等短期问题。面对如此高的房地产空置率以及每年新增大量无法偿还房贷的家庭，在其他国家都可能造成经济危机，这些短期问题值得更多关注。
经济观察报：如何评估当下的就业现状？
姚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两年城市人口数量整体在下降。许多人从城市重新回到县城。除了人口结构变化，此现象可能意味着大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在减少。虽然同样是缺乏工作机会，但个人从城市回到县城，生活成本更低、不需要支付住宿成本。这种回流能让个人熬过一段时间。
经济观察报：国内促消费面临什么挑战？
姚洋：消费不振的关键是，我们在有意遮住眼睛，不看“房间里的两头大象”——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负增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入下降压力，导致支出几乎没有增长。
地方政府支出与房地产支出大约占国内总支出的50%。因此，如果忽视这两方面支出的下滑，转而去刺激其他领域的消费支出，就很难取得明显成效。我们现在在逼着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去还债，问题演变下去，我担心中国会变成90年代的日本——大家都处在还债中，经济增长被严重拖累。
经济观察报：如何化解债务？
姚洋：化解债务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美国的直接宣告破产模式，好处是能通过快速化解债务促进经济恢复，坏处是会造成大量失业，引起社会巨大震动；第二种是日本模式，即大家都处在逐步还债的过程，导致经济增长被严重拖累。
第三种是二十世纪90年代推动的“政府注资概念”。即通过注资，让三角债的还债转起来。对于剩下的债务，在剥离后进行债转股等。没有那一轮债务治理，中国加入WTO后也很难实现本世纪初前十年那样的高速增长。
经济观察报：当前国内应该采取哪种债务化解模式？
姚洋：应该认真研究、推行第三种化解债务模式，我们要具备当时政府部门的勇气。
在账期拉长的影响下，当前大量企业的经营面临挑战。这不是实体经济的竞争问题，而是金融问题。因此除了要推进反内卷，更应该治理三角债，疏通还债渠道，让经济运转起来。可以给地方政府注资，让地方政府的还债链条转起来。
经济观察报：有专家认为，这是经济转型中的阵痛？
姚洋：并不是。谈及宏观经济问题，不能动辄就谈论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中长期政策无法解决短期问题。
比如市场呼吁提供福利待遇水平来解决消费不足，现实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消费约占总消费的0.6%，即使他们的消费增长翻倍，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十分有限。
经济观察报：还能回到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吗？
姚洋：已经回不去了。现在地方政府缺乏基建投资动力，2025年基础设施投资也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促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在寻找促消费的举措方面，我们视野不能太窄。例如在普通人的资产因房地产价格下降而下跌的背景下，怎么可能继续扩大他们的消费？当下，普通百姓的资产不能再继续贬值下去。如果房价下跌30%，意味着个人资产平白无故蒸发了30%。全国个人资产大约为700万亿，其中房地产占据很大一部分。房价下跌30%，意味着普通人的资产损失超百万亿，这部分损失如果能减少，就能极大的支撑消费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