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诸多话题中，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持续冲击，已成为人们无法绕过的现实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就业与生活。人们常常本能地期待能获得一个立即可用的“答案”，一个足以应对下一周、下一个月变化的对策。但或许，我们更需要一种更为根本、更具韧性的思考维度。这正是《活明白的学问》一书试图提供的视角——它不承诺解决短期波动，而是邀请我们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生命跨度，去审视和构筑何为“活得明白”。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1月14日晚，我们邀请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姚洋老师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白彤东老师，共同开启这场关于意义与秩序的探讨，以下为对话实录：
姚洋：
人生本无意义，意义需要自己“编”
我想说，这本书在探讨一个根本的问题。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读过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那本书里有个核心思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其实都活在自己编织的“故事”里。人类从原始的小群体发展到今天，每一步都离不开我们共同相信的叙事。
其实，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看，人类的出现本身就是个偶然。如果我们相信现代物理学的推论，宇宙最终的命运是走向“热寂”，一切归于冰冷的死寂，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但奇怪的是，生命，包括我们人类，却是一个反方向的过程，我们在创造秩序，是熵减。为什么在熵增的大规律下会出现熵减的漩涡？我觉得这就是个偶然。在那个漫长的物理过程中，偶然地诞生了生命，诞生了会思考的我们。所以，从这个纯粹客观的角度说，我们的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先天被赋予的终极意义。
但是，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反思，会不停地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活着为了什么？”找不到答案，我们就会痛苦、会迷茫。所以，我们必须行动，必须为自己“编故事”。我们为我们的民族编织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人生，编织一个能说得通、能支撑自己走下去的故事。这对我们的精神世界至关重要。
《活明白的学问》这本书，重点就是讲每个个体。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安稳地活下去，就一定要主动为自己创造意义，否则很容易陷入焦虑，甚至精神崩溃。所以，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你必须成为自己人生的“编剧”和“导演”。
那么，怎么才能编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呢？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点：
#1
你得处理好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你要在你的日常工作、家庭生活、社会交往这些实实在在的日常里，找到属于你的那份价值和意义感。它可能很微小，但对你来说必须真切。
#2
你一定要建立一套自己认识社会、理解世界的框架。 当社会上发生大事，或者你的人生遇到波折时，这套框架能帮你进行解释。哪怕这个解释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但只要它能让你逻辑自洽，帮你把心里的“故事”讲圆了，你就能获得平静。你不会再轻易地和社会趋势盲目对抗，因为你在尝试理解它。本质上，当你和社会和解的时候，你也是在和自己内心的纠结和解。
要建立这样的认知框架，你就需要去理解经济系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它好还是不好，以及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保障一个相对良序的社会。所以这本书的讨论，会从比较长期的经济分析，延伸到政治哲学，最后去探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更可持续的。
白彤东：
自由背后是深渊？中西思想如何互补救赎
大家好，我是白彤东。我自己主要做政治哲学研究，特别是用一些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来思考现代问题。我刚才跟姚老师说，像我们这样的学者，常常是“写书比读书多”，但这本《活明白的学问》是我最近一年认真读完的少数几本书之一。姚老师用非常生动的日常例子，讲透了经济学里一些深刻的道理，我读起来很受启发。
他不仅讲经济学，更是想通过经济学之上、之外的东西，来解决我们当代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我特别想分享一下读他书中政治哲学部分的一些感想。
重新看霍布斯与洛克：
自由从哪里来，又走向何方？
姚老师从第九章开始讲政治哲学传统，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他追溯西方自由传统，谈到霍布斯和洛克。现在一提起霍布斯，大家就想到“利维坦”，一个很压抑的庞然大物形象。但霍布斯其实有一个非常革命的起点：他大概是最早明确提出，每个人生来就有自然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家之一。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贡献。然而，他对人性的看法太黑暗了，他认为这种自由就是人为了一己之利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利。结果呢？就导致“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大家活得都很惨。所以，为了活下去，人们不得不交出部分权利，建立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国家），因为再坏的政府，也比那种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要好。
洛克就不一样，他对人性的看法乐观得多。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下，也存在一些基本的自然法，比如我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能去伤害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基于此，洛克提出了政府权力应该受到限制、分权制衡的初步想法。
但姚老师书里没详细展开的一点是，洛克虽然开头听起来很美好，但他理论里有一个关键点后来导致了麻烦，这就是他的财产观。洛克设想，在物资丰裕、人烟稀少的自然状态里，大家不会拼命占有东西，因为东西多了会腐烂。但是，货币出现了。货币可以储存、可以无限累积而不坏。这下子，对财富的无限占有欲望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一旦引入货币，洛克那个看似和平的世界，实际上就滑向了霍布斯笔下那种人们可能不择手段竞争的世界。有历史研究甚至有趣地发现，洛克私下里可能是霍布斯的崇拜者。所以，他们两人的思想距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近。
另外，姚老师也提到，洛克虽然提出了权力分立的雏形，但真正完善分权制衡理论的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这也成了美国建国的基石。现在我们总觉得“分权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是天经地义的好事，但书里也提到，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出现了滑坡。我觉得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分权制衡这个想法本身，在逻辑上有个难题。
一个哲学难题：社会最终的权威在哪里？
我们想想看，如果我和姚老师吵架，谁也说服不了谁，怎么办？我们就要找一个权威来裁决。如果对这个裁决不服，还可以找更高的权威。但这个过程不能无限进行下去，否则任何争吵都永无止境。所以，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最终必须有一个最高的、不可挑战的权威（比如宪法、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这个最终的权威本身，是不能被“关进笼子”或者被再次分割制衡的，否则社会就没有最终的裁决者，会陷入混乱。这是政治哲学里一个经典的“权威悖论”。
姚老师则从“不完全契约”的经济学理论给了另一个角度的解释。他说，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契约，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未来无法完全预测。总会有契约没写到的情况，总有人可能钻空子。社会能良好运行，最终靠的往往不是契约条文本身，而是契约双方有一种基本的“体面”（decency），一种不突破底线的默契。这其实是一种道德和文化的基础。
儒家能提供另一种出路吗？以及，被忽视的法家。
姚老师还提到，自由主义传统内部存在一些矛盾，也许中国的儒家思想能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启发性。因为最早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其实都是如假包换的精英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少数有财产、有教养的绅士才适合掌握政治权利。儒家呢，其实也是精英主义的，它讲“君子治国”，但也强调“民为邦本”，有一种对人民的深切关怀。这种既看重精英治理，又心系百姓福祉的特点，让儒家和早期的自由主义有了一种可以对话的潜在基础。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当姚老师批评洛克的学说缺乏具体的“治理”（如何实际管理社会）维度时，他提到了传统中国的官僚体系。但我想指出，这个高效的官僚体系，主要不是儒家建立的，而是法家建立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基于专业知识和规章制度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国家最核心的特征之一。福山就曾根据这个观点说，从韦伯的标准看，中国的秦朝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太专注于“正义”、“权利”、“立法”这些理念了，却相对忽视了如何具体地、有效地“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法家思想（比如韩非子）对世界政治文明一个极其重要却被长期低估的贡献。
儒法互补：中国传统的实践智慧
最后，我想说说科举制。我们常把科举制归为儒家的制度，因为它考的是儒家经典。但儒家真正的理想是“选贤与能”，它更推崇基于道德口碑的荐举，而不是标准化考试。科举制度，特别是后期发展出的八股文，其实深深体现了法家的精神——追求一个客观的、标准化的、尽可能排除个人好恶的选拔方式。你说一篇文章的“神韵”好不好，可能见仁见智；但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评判标准，相对更容易公平衡量。
所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什么“阳儒阴法”，而是一种深刻的 “儒法互补”，用法家建立的理性化、制度化的官僚体系，来实现儒家“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用儒家的道德教化，来滋养和约束这个官僚体系，弥补纯粹制度可能带来的冰冷和僵化。这是制度和道德、理想和现实在漫长历史实践中磨合出的一种高级平衡。
当焦虑来袭，我们的精神该去向何方？
观众提问：刚才有朋友问到，面对焦虑，很多人会去寺庙或道观寻找宁静。儒、释、道三家，我们该怎么看待？它们是不同的体系，还是可以融合？
姚洋：我谈谈我的个人看法。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无法全面评价佛教和道教，我只能分享基于我个人经历和理解的偏好。我绝不否认，有些人能通过深入佛法或道学，找到真正的内心宁静和人生归宿。但我观察到，佛、道思想在根子上都有一种“遁世”或“出世”的倾向，往往需要你与日常的世俗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它，才能抵达那种深刻的平静。
而儒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强调 “入世”。它告诉你，不用逃离，就在你现在的家庭、工作、社会责任之中，就在处理这些人生的具体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去修炼自己，去寻找那个内心的平衡点。它提供的是一套在现实中“做人做事”的智慧。
我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子贡赎人”。鲁国当时有法律，谁能从外国赎回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官府会给予奖金。子贡有钱，他赎了人回来，却拒绝去领奖金，觉得自己道德高尚。孔子知道后，反而批评了他。孔子说：你是有钱人，可以不要奖金；但大部分鲁国人并不富裕。你这样做，树立了一个很高的道德标杆，别人再去赎人，如果拿了奖金，就显得不如你高尚；如果不拿，自己又承受不起。结果很可能是，大家为了避免道德上的比较和指责，干脆不去赎人了。你看，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洞悉了，一种脱离现实条件、看似纯粹的“高尚”，有时反而会破坏社会公益的可持续运行。儒家的智慧，就是在复杂的现实人情世故中，找到那条既坚持原则、又通情达理的中道。
白彤东：我完全同意姚老师的看法。我想从文明比较的角度再补充一点。我们看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文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只有中华文明，在早期就没有发展出一个非常强势的、主宰一切的创世神和末日审判的神话体系。像大洪水的神话，在两河流域公元前两千年就有了，后来被基督教继承。中国文明很早就呈现出一种高度“世俗化”的特征。
包括道教，它也有很多关注现实生活、养生治国的内容。可惜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这些传统经常被笼统地当成封建糟粕。事实上，中国人历史上就是靠着儒、释、道这些融合的智慧来安身立命的，而且态度通常是“敬鬼神而远之”，不走向狂热的信仰。这种文化性格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我们历史上极少发生像十字军东征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不那么“好”的一面是，我们社会里也相对较少产生那种完全献身于信仰、在极度苦难中服务的“圣徒”式人物。
我甚至观察到，就连外来的宗教，比如佛教和基督教，到了中国也会变得很“入世”。禅宗讲“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我在美国接触过一些华人基督教团契，他们聚会时常一起为某个兄弟的鼻炎康复、为孩子的考试成绩祷告，非常具体务实。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这种独特的、立足于现实生活、追求改善但不过度强求超越的“入世”和“中庸”品格，为世界文明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色彩。它不是唯一的答案，但肯定是一种值得我们珍惜和深入思考的智慧。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做自己人生的“编剧”
今天这场讨论，从宇宙的偶然性谈到个人意义的构建，再从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与困境，谈到中国儒法互补的治理智慧。人生没有现成的剧本，意义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真正的“活得明白”，始于勇敢地拿起笔，为自己编写一个逻辑自洽、能引领自己前行的人生故事。这个过程，就是建立认知框架、与现实和解、并最终与自我和解的过程。同时，要理解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单靠经济学、政治学或哲学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够。我们需要像这本书尝试的那样，打通学科的界限，融汇不同的智慧，才能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深入。
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制度僵局时，回头看看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许能发现被忽略的宝藏。儒家在入世中求平衡的实践智慧，法家对制度化、理性化治理的深刻设计，以及两者在历史中形成的“互补”平衡，这些中国古老的智慧，完全能够与现代思想进行对话，为我们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宝贵的启发。无论是“子贡赎人”故事里的道德与现实的平衡，还是儒法之间理想与制度的平衡，抑或是中西思想之间的借鉴与融合，其核心都指向“平衡”二字。不过激、不偏废，在动态中寻找那条可持续的、共生的道路，这或许是“活明白”最精微、也最深刻的体现。
说到底，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活得明白”并不意味着拥有一切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意味着：在认识到世界的偶然与复杂之后，依然能清醒地、主动地成为自己人生故事的创作者，并在积极投身于生活的过程中，找到那份内心的从容与安定。 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在迷茫中依然能够前行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份“明白”。
来源：中信书院
